珠三角要跟长三角抢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人才互动并不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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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要跟长三角抢人了？
在近期公布的《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中，有一条颇受关注：
完善人才积分落户政策，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户籍准入年限在广州累计认可。
广州官方解读，“面向特定地区放宽户籍限制，缩减专业人才入户时间，这在国内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在外界看来，这也是广州首次向长三角人才公开“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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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热情背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人才互动并不频繁。每隔一段时间，网上总会出现类似的讨论：“感觉江苏人在广州的好少”“长三角不会跑来珠三角的”……
两大城市群的上一次正面“交锋”，还要追溯到十余年前。2000年之后，大量江浙地区企业一度蜂拥到珠三角“挖人”，一场关于人才的“攻防战”伴随区域间的“换位”展开——
在“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的口号下，珠三角人才向长三角加速流动，为当时“千军万马齐聚广东”的时代按下了暂停键。
多年过去，几乎“王不见王”的两大城市群，将如何再度“交手”？
壁垒
近日，Boss直聘发布《2020二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市人才迁移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广州、深圳两座城市人才吸引力仍然居于第一、第四位置。
广、深两市一向是人才流入大市。在前两天恒大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中，广州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年4万稳步上升至2019年40万，深圳2015-2018年平均增量则为56万。
但翻看多份人才流动报告，两地人才流入来源地中，长三角城市并不显眼。
上述排名报告分析指出，流入广州的人才中，占比最多的四座城市分别是深圳（17.4%）、北京（8.4%）、佛山（6.4%）和东莞（3.9%）。来自上海的人才仅占据3.7%的份额，与居于其后的长沙、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没有明显差距。而深圳人才前十大来源地中，上海同样以4.8%的占比居于第五，北京、天津两座非广东城市占比均高于上海。
反过来，长三角人才更倾向于在本地区内部择业，选择广、深的意愿也不强。上海的人才更愿意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寻找机会；与此类似，离开南京、杭州后，人才也普遍倾向于选择长三角内部城市，广州、深圳甚至不在南京流出人才十大主要去向中。
DT财经为流入广、深的人才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画像。
依据2019年人才来源情况，他们将城市划分为四类：全面辐射型、局部辐射型、精准辐射型和本土优势型，人才辐射范围依次收缩。
上海、苏州等全面辐射型城市人才来源范围广、对各区域辐射较为平均，而广、深对周边省份有很强吸引力，但全国辐射力欠佳，被归类为本土优势型城市。
这样的流动“壁垒”，突出反映在交通连接度上。
此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世福曾绘制一幅人口流动图，他发现，与一般人想象不同的是，工作日从香港到长三角的连线比到珠三角的连线更加醒目，其原因之一是，上海飞香港甚至比飞广州更便宜。
在尚无时速350公里以上高铁联系的两地之间，飞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根据OAG发布的2019年全球最繁忙客运航线排行，北京-上海航线位居全球最繁忙航线第7名，北京-广州航线亦进入亚洲最繁忙航线前十。相比之下，上海-广州航线就较为逊色。
差异
事实上，有关推进两大城市群人才合作的讨论早已有之。
在十年前的“交手”中，长三角企业家就提出分享珠三角“二次腾飞”的期望。其间的一个共识是，两个区域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但随着发展的需求愈加突出，二者的竞合关系也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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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首先来自差异。
时任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曾列举两地企业的三大不同点：
首先，地域文化存在差异，上海多出白领和职业经理人，广东则多出老板或富翁，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广东民营企业多，而上海大企业多；
第二，两地由此创造了不同的商业盈利模式，上海把自己定位在国际经济发展中产业链的位置，由此而形成了完善的产品配套体系；而广东多是从产业薄弱环节中寻求突破；
第三，上海企业家的思维比较理性，喜欢精明度量和测量事情，所以很难有大胆创新的做法；而广东企业家则喜欢抓突破，寻找自己的个性，所以做事情更务实和大胆。
两地迥异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特质，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处事风格和发展路径。
直到现在，有广东当地人仍能明显感受到，长三角地区由于文化近似，人才更倾向于内部流动，而很少突破区域限制，到珠三角地区“淘金”。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还提及两地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同。
在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外贸企业往往走的是先内销再出口的道路，本土品牌在国内、国外均有较大的市场空间；而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过去的“三来一补”留下了大量以贴牌加工为主的进出口企业。
此前，还有人梳理两个区域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现，长三角地区公司长于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而珠三角则聚焦于电子、信息设备等产品。两地不同的优势产业，为不同的人才提供了发展空间。
迥异的发展路径，也导致两地人才交流并不活跃。
破局
那么，广州能否成为那个破局者？
在林江看来，从今年上半年GDP情况看，广州被重庆超越，虽然不一定能用来预测全年的成绩，但这无疑给广州敲响了“警钟”。无论最终成效几何，广州需要进一步表明态度，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开门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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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危机感”，似乎也与其选择长三角密切相关。
有观点指出，广州被重庆赶超，是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果。如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所说，与工业、三产占比分别为40%、50%左右，仍处于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重庆相比，广州第三产业已达到70%，步入后工业化和服务经济阶段。在产业调整阶段，广州面临发展阵痛无可厚非。
早在十年前，广州就开始施行“退二进三”政策，将重污染、能耗大的工业企业搬离市区，重点发展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此过程中，过去加工贸易带来的城市名片逐渐褪色，广州也一度陷入“定位不清”的状态当中。
反观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正是在二、三产业的反复选择中再次锚定自身坐标。今年上半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75.3%，表现在三次产业中最优。上海也再次强调，在补足“短板”同时，更需要突出“长板”，增强优势。
换句话说，广州所需，恰是上海所有。上海的人才及其经验，有望为广州提供发展参照。
更重要的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要求下，强强联合将推动广州等外贸城市寻找新的发展出口。
林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州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优势，而对内产业链、供应链相对薄弱。在当前条件下，广州要发挥既有优势，推动双循环，更需要内外互动，而长三角擅长开拓本地市场的人才正符合其需求。
这种“以外促内”的思路，在为广州带来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同时，或许也将拉开改变两个区域竞合格局的序幕。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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