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就业转向新一线城市

大学毕业生正在逃离一线城市？

杨岚（化名）4年前高考选择大学和专业时，很受网红名师张雪峰的启发。她没想到，4年后大学毕业求职，又一次追随了张雪峰的选择。

高考报志愿时，杨岚放弃了可以在老家江苏读一所不错大学的机会，选择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张雪峰说过，一定要去大城市读大学，这句话影响了我。”她说。

今年3月，正当杨岚考虑去哪里工作时，张雪峰发了一条“再见了，我奋斗了14年的北京！”的微博。“小孩上学，没有北京户口，将来不能在本地高考”是张雪峰逃离北京的原因。随后有报道称，张雪峰在苏州注册了公司。这又一次点醒了杨岚。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很难在北京找到一份解决户口的工作。”现在的杨岚，即将在老家徐州一个高科技企业入职。

大学毕业生逃离北上广的趋势还在延续。

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下称《报告》）指出，2020届本科生在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为17%，比2019届下降了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5座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为27%，比2019届上升了1个百分点。

不同城市人才政策分化

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在全国打响，一二线城市争相推出落户、购房、就业创业补贴等福利政策吸引人才，尤其是大学毕业生。

但现在，人才政策似乎在不同城市间发生了分化。

5月28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称，今年9月1日起，高层次人才业务停止申报。对2021年9月1日及之后新引进人才不再受理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这意味着，曾经本科生1.5万元、硕士2万元补贴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

在一线城市里，深圳的人才政策堪称开放，但为何也在收缩？

人口规模是一线城市发展的一道红线。6月11日公示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提出，到2035年深圳规划常住人口1900万人。而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达到1756.01万人，未来十几年的增长空间也十分有限。

北京甚至已经提出减量发展，一些高校将作为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留京率来看，2013年到2019年，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从30.7%跌至21.9%，北大则从71.79%跌至16.07%。

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仍然开足马力。

苏州7月10日发布《苏州市人才制度改革十五条》等多项重磅人才新政，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设立“留学人员专项”，最高可获50万元项目资助、10万元创业补助、15万元薪酬补贴；未来3年提供不少于10万套人才公寓等。

《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在“留人”上不敌新一线城市。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工作五年后有三成以上选择离开，2014届、2015届本科生离开的比例均为33%。这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在新一线城市，2014届本科生离开的比例为26%、2015届则为24%。

一线城市中，北京最留不住本科毕业生，五年后离开的比例为35.7%，广州则最留得住人，离开的比例为30.3%。

对于2020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间“出”与“入”的原因，《报告》分析称，一方面，可能与一线城市的生活、住房压力较大，而新一线及其他城市不断优化的就业环境和人才引进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疫情影响下部分毕业生就业观发生改变有关。

新一线城市后发优势

“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尤其是住房。”杨岚说。今年春节过后，她开始在学校外面租房，短短半年时间就搬了两次家。

第一次，杨岚遭遇了黑中介，只住了一个月就被“撵出”了出租屋。此后，她和同学合租了一间次卧，每个月的房租也有两千元。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友好的房租房价，宽松的落户政策和开放的人才政策，越来越多的优质工作机会，还有不错的收入，以及性价比较高的生活成本等。

从《报告》历年统计的毕业生就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情况来看，一线城市仍大幅领先于新一线城市。比如，2020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的平均月收入是6916元，但在新一线城市只有5609元。

但一线城市高昂的住房成本让毕业生的购买力收入并不占优势。《报告》用每个城市本科生平均月收入减去当地平均房租成本，计算得出本科生的购买力收入，发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购买力收入不低于一线城市，其中在苏州、长沙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购买力收入高于一线城市。

从薪资的增长潜力看，新一线城市中，在杭州就业的毕业生薪资涨幅最高，2015届本科生工作5年后的月收入为13757元，比工作半年后的增幅达199.9%，反超广州的13106元，另外超过广州的主要新一线城市还包括南京、苏州、成都。

就业满意度是另一项能体现新一线城市后发优势的指标。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高于新一线城市，2020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满意度为74%，比新一线城市（71%）高3个百分点。

但本科毕业生工作5年后，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满意度就基本持平。数据显示，2015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工作五年后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5%、74%。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疫情原因，2020届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不如往年，一些受疫情影响行业的就业情况不佳，但毕业生整体就业满意度却同比大幅提升。

《报告》指出，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对工作现状的主观评价，受薪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从业压力、职业发展、工作稳定性、行业发展前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统计结果显示，令人满意的职业包括一些月收入不具优势的职业，也包括一些颇具挑战的职业。

杭州、苏州脱颖而出

尽管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吸引本科毕业生，但在2020年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这15个新一线城市内部，表现参差不齐。

最新的统计显示，杭州、苏州在一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部分一线城市，有望跻身本科毕业生就业首选地。

外省籍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很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在这个指标上，一线城市仍遥遥领先，但杭州、天津、苏州对外省籍毕业生的吸引力也很大，2020届外省籍本科生的就业占比分别为65%、63%、50%，高于一线城市中的广州（45%）。

天津作为直辖市，其户籍人口基数较小，但杭州、苏州分别位于人口大省浙江、江苏，对比之下，其对外省籍毕业生吸引力的表现更好。

留学人群作为高学历的代表之一，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报告》显示，2015届毕业后留学的本科生，5年后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但杭州进入“第一梯队”，其留学生就业比例为5.7%，超过了广州的5.6%。

在对2020届本科生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中，杭州（77.3%）、苏州（72.6%）的表现，均不输一线城市中的深圳（71.7%）和广州（69.2%）。而对2015届本科生工作5年后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中，苏州（79.4%）一跃超过了所有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杭州（77.0%）也超过了北京、苏州之外的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除了上面已经介绍的薪资增幅，在杭州、苏州就业的本科生获得的晋升比例也高于一线城市。《报告》显示，2015届在杭州、苏州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工作5年内获得的晋升比例分别为76.0%、75.5%，高于一线城市平均水平（74%）。

《报告》如此解释：一线城市人才济济，职场竞争大，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在职场中容易被埋没，而在新一线城市有更多崭露头角和锻炼的机会，也促进在职场的快速晋升发展。

在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5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中，杭州位于北京之后排名第二。该报告总结出杭州的三大优势包括开放的人才政策，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以及比较高的平均薪酬。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行业是目前薪酬最高的行业，已经超过了金融业等传统行业。杭州、苏州的数字经济基础，为其吸引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基础。

公开数据显示，杭州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429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6.6%，增速大幅快于GDP增速。苏州提出到2023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6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6%以上。

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行业，人才也呈现从一线城市向新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智联招聘2月发布的《2021年互联网产业求职指南》指出，互联网的洪流从一线城市漫向各地，以杭州、南京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互联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并以政策红利吸引大批互联网企业扎根落户，形成机会较多、竞争缓和且薪资可观的人才发展沃土。

董玉整认为，新一线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加注重人才和现实需要之间的适配度，让人才真正能够有用武之地，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